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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人物 金岳霖:林徽因之后他还是爱上了别人

发布日期:2019-09-26 21:2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自身亦多年废寝忘食耕耘于哲学与逻辑学,著作《论道》与《知识论》被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评为:

  冯友兰又说了,金岳霖似是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嵇康,有着魏晋时期的文人风度,生活不拘小节。

  浑身散发着哲学味道,内在流淌着魏晋风流。金岳霖断然不会想到,自己为后世所熟识仅仅因为“天字第一号备胎”的称呼。

  安居一隅只为默默守护心中所爱的故事纵然美好,然则,现实不是童话。金岳霖的嫡传弟子诸葛殷说过:“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,曾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。”

  如感情浓厚,即仿金岳霖与泰勒(也有称秦丽莲)式而同居,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。

  如感情浓厚,即仿金岳霖与泰勒(也有称秦丽莲)式而同居,或仿张奚若与杨景任式而结婚。

  有心人算了算,1914年至1925年,金岳霖未满二十岁便在欧洲留学,也正是这十多年间与那位西方女友相恋。同居、试婚类观点那时听来惊世骇俗,细想之下却也正常。秦丽莲是不婚主义者,对中国式家庭生活极感兴趣。

  加上金岳霖本就尊崇哲学家罗素,罗素极力主张试婚制,大意是婚前先同居一阵,以了解彼此性格及生活方式。1925年金岳霖回国时,这位秦丽莲女士也伴随他一起。

  他们没有住在清华的宿舍里,而是住在热闹的北京城中,还特意请了两位厨师,分别做湖南菜与西餐。徐志摩曾在书中描述金岳霖和女友秦丽莲刚到北京城的形象:

 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,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,穿着比俄国叫化更褴褛的洋装,蹩着一双脚:丽莲小姐更好了,头发比他矗得还高,脸子比他的更黑,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。

 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,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,穿着比俄国叫化更褴褛的洋装,蹩着一双脚:丽莲小姐更好了,头发比他矗得还高,脸子比他的更黑,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。

  形象虽显邋遢,倒与金岳霖不拘小节的作风相符。有心人考证两人同居至少近十年,随着世事变迁,回国后没几年间两人终究分离,晚年的他也未曾提过个中缘由。

  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时,已是1931年,此时已经没有再听见那位丽莲女士的消息。林徽因在北平养病,徐志摩为了避嫌才带上了他,从而两人相识。

  直到60年代,李文宜《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》一文透露:解放后,金岳霖也与“新闻界四代女旦”中的浦熙修走到一处。据传金岳霖与浦熙修感情升温,常常邀她一起用餐,有过结婚的打算。

  细数金岳霖的这两段恋情,可以确定的是他并非传闻中那般一生痴恋林徽因而未曾结婚。

  想必只要听过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金岳霖三人的名字,必定知晓一段听上去言之凿凿的故事,称林徽因蹙眉紧锁,告诉丈夫梁思成自己苦恼极了,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,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  梁思成大度地表示“你是自由的,如果你选择老金,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”。传闻也称另一位当事人金岳霖获悉后感动不已,“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人,我应该退出。”

  三人间的这段过往传为佳话。与此同时,这也是林徽因被不断污名化的依据。看客们很少质疑这段过往的真实性,这出自梁思成的续弦林洙晚年为梁、林二人出的一本回忆录《梁思成、林徽因与我》。

  此书面世时,争论纷纭,林洙在书中标明的此事发生时间是1932年,那时金岳霖在哈佛大学听教授讲解逻辑学,人并不在国内,三位当事人也已作古,这段所谓的梁思成口述便显得疑点重重。

  在1932年到1937年里,正如众人所知,他们比邻而居,梁、林夫妇住前院,金岳霖住后院,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称这夫妇二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。除了早饭在自己家吃外,中饭与晚饭都与前院的梁家一起吃。

  若是来了兴致,金岳霖会打趣常爬上屋顶的这两位建筑学家:“梁上君子,林下美人”。梁思成倒是欣然接受,可林徽因不应,“什么美人不美人,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!”

  后来1940年梁林夫妇迁到昆明北郊农村,住简陋的农舍里,在纪录片《梁思成与林徽因》的摄制组拍到这家农舍时,农舍的主人指着一个狭小的耳房,称“这就是当时金岳霖住的房间。”

 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。爱说的是父母、夫妇、姐妹、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,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,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。

  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,林徽因去世后,金岳霖先是长久沉默,又突然自顾自道:‘林徽因走了’,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,像个孩子般嚎啕大哭。直到过了阵子,金岳霖才逐渐停止哭泣,擦干了眼泪,坐在椅子上,目光呆滞,一言不发。

  后来,林徽因去世多年,某日金岳霖突然在北京饭店请客,老朋友出发前都很纳闷,老金为什么突然请客?直到座无虚席,金岳霖才缓缓道:今天是徽因的生日。

  到了晚年,老爷子逐渐迷糊,有时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,可零碎写些回忆录,特意提及三十年代冰心写的那篇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,这篇文章曾被视作是在影射林徽因。

  佳人已逝多年,老爷子还躺在病榻上,红尘往事忘了大半,字里行间却不忘为其正名。

  他并非研究那些具体实用的方向,反而对研究哲学与逻辑学这类晦涩难懂的学科兴趣极大,曾有一个学生萧珊问他:“您为什么要搞逻辑?”在那个年代的中国,这是极为冷门的学科。

  逻辑学相关书籍有很大部分都是符号,难度不在高等数学之下,金岳霖的回答很简单:我觉得它很好玩。

  早年间在美国留学时,他与老友还有一位美国姑娘在巴黎圣米歇大街上边走边争论。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,只气冲冲地说对方缺乏逻辑。可逻辑是什么?这比当时争论的问题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

  “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,耐心地拿在手里细分。他可以暂时不吃饭,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,非给他劈开了不得舒服。

  “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,耐心地拿在手里细分。他可以暂时不吃饭,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,非给他劈开了不得舒服。

  在学术研究上,金岳霖近乎有些“痴”了。1938年9月,第一次昆明空袭。警报发出后,多数人立即离开学校去城外躲避。只有金岳霖仍然专心写作,完全忽略了警报声。

  轰隆一下,震天响声将他从学海中拉了回来,几枚炸弹在前后几栋教学楼炸开。幸而,金岳霖所在的那栋楼躲过一难。他被惊醒之后方才想到从楼里跑出来。此时,躲避空难的人们已经回来了。

  那时昆明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,有时空袭警报响了,他会第一时间拿起自己的手稿才想到逃生。战争时刻,他研读写作时间始终固定不变,那本《知识论》从昆明写到四川,好不容易完成了六七十万字,却在烽火连天中遗失。

  几十万字记住谈何容易,只能一字一字重新再写。这本书后来也被哲学家们认为是“开宗立派”的哲学著作。

  与之相反,他只聊富有趣味的事情。比如建筑与字画、作对联、斗蛐蛐……他爱看山水古树、花鸟鱼虫,乃至世间万物。

  金岳霖身上始终带着孩子般的童线年代末期,他兼任西南联大教授,平日里总爱搜集一些模样较大的水果,如同梨子石榴,再去和教授的孩子们比一比谁的水果更大,若是逗得孩子恼了也不要紧,只把自己手中的水果当作礼物相送。

  养鸡与斗蛐蛐。据说他常会带着养的那只公鸡出去溜达,吃饭时,公鸡伸脖啄食,金岳霖也不去阻拦。另一样爱好斗蛐蛐还被老先生极正经地评为“要把蛐蛐养好,需要有相当的科学。”

  每当新学年开始,面对着新一般学生,他的第一句话总是:“我的眼睛有毛病,不能摘帽子,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,请原谅。”

  他从不课前点名检查哪些学生没来上课,若是问到,他不答反问:“想来的自然会来,难不成还要去绑着他们上课吗?我不做如此无用的事情。”

  汪曾祺在《金岳霖先生》一文中回忆:那时学校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。

  回京后不久恰逢解放,老朋友张奚若兼任爱国民主人士与政治学家,自然忙得不可开交,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忙于国徽设计。

  同事认为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,可金岳霖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坐一上午,没有人找他,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
  我要钱。领导虽明白他的意思,不免有些尴尬。只见金岳霖掰着手指:“我的《逻辑》不要钱,《论道》也没要钱,但《知识论》一定要钱。”

  他晚年的工资虽高,多用于资助学生,家中两位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已经提前备下,保证两位老人晚年仍能衣食无忧。外交部长乔冠华被驱逐出境时,也是金岳霖自掏腰包助他留学。

  “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她自己说,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,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。”